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代际关系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将已有的社会观念、集体意识内化至下一代生活之中的过程，所以一方面是教子女怎样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成人，一方面也是帮助子女更好地融入到集体生活以及社会当中去。

诚然，这只是大致上对于教育事业的一种宏观看法，当人们处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与文化之中时，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会产生偏差。

比如说在社会当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存在自己特有的教育观念，有的家庭注重对于子女“规矩”的型塑，有的家庭则注重子女个性的张扬，还有的家长认为子女的童年应该是自由的……总的来看，在很大一部分家庭当中，子女的成长都会受到父母极大的影响。

从这个层面来看，教育的一大障碍就是子女很容易陷入到父母为其编织的一套意义体系当中，并且这套体系是符合父母观念的，却不一定符合子女本人的观念。

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一些原生家庭的最大问题，就是父母过于“自以为是”。

教育：培育还是纠错？

在一场公开的讲座当中，作为嘉宾的是两位对于社会科学有一定了解的学者：一位是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另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北大教授储殷。两位学者就原生家庭以及家庭教育，根据自己专业相关的理论展开了对话。

在对话之初，关于家庭教育，沈奕斐教授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社会学领域中的“现代性焦虑”是一个引发家庭教育问题的原因。

现代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会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表现在宏观层面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微观层面就是各种物质生活以及观念上的现代化。

沈奕斐教授表示，不确定性是现代性所带来的一个最明显的日常生活影响，对于传统社会当中的个体而言，几乎在哪一个人生阶段做什么事情都是已经确定了的。

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影响，个体的人生轨迹开始变得难以确定，甚至有的人直到三十多岁还在忙自己的学业和工作，这也导致他们年逾不惑才能为人父母，所以在教育理念上，如果一个家长都不能确定自己的生活，又怎样去教育子女呢？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同样，储殷教授也表示，在当今的家庭教育当中，许多父母对于“教育”的理念存在一些误解，他们倾向于去找出并且纠正子女的错误，仿佛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助子女成长的方式。

其实不然，教育本身是为了帮助子女更好地成长，频繁的纠错和说教，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当然，这也许是受到传统儒家观念当中辈分思想与伦理纲常的影响，但这却不是确定教育的指标。

不同的教育体系：家庭与学校

从社会化角度来看，家庭是个体最初的社会化单位，同辈群体和学校则是紧随其后的社会化单位。大部分个体会依次进入这些单位，接受教育，但这些教育的影响和表现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同样是关于现代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引发社会变革的一大因素是社会结构的脱嵌（disembeded）机制产生，而能够保证这一机制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标准化的出现以及专家的产生。

在学校教育领域，这一点十分明显：为了标准化学生们的成绩，学校教育当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评价标准，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

就存在诸如“小红花”这样的奖惩方式，小学阶段就会出现各种成绩的评比，之后中学考试愈发频繁，学生和家长们对于“分数”自然也是愈发熟悉和麻木。

在这样的体系之下，人们渐渐开始被这些标准所“改造”，仿佛认可一个学生的价值标准就是成绩的好坏、分数的多少，而原本应该用于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则被暂时忽视。

储殷和沈奕斐认为，家庭教育应该同样重视个体的道德、品质以及性格塑造。

其实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应该有一定界限，至少对于家长而言，心中应该清楚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

原生家庭：难以挽救的结局

如同前文反复提到的现代性影响，许多家长在社会生活当中，为了维持物质生活水平的稳定，许多家长的精力被耗费在工作与生活当中，对于教育的看法存在很大忽视，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在很多家庭当中，父母的经济状况都很好，但是与子女的关系却比较一般，甚至比较差。

他们会认为，只要自己负责子女的经济生活，以最高的代价为他们提供生活环境就算是尽到了教育的义务。

这样的做法会使得子女在情感上陷入长久的消极状态，甚至是罹患精神类疾病。

储殷教授表示，曾经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到北京去看病，当时孩子已经多次自残，家长找到储殷教授，询问道：“这个病情不会影响到孩子的期末考试吧？”储殷教授当时就陷入了震惊。

尽管家长表示“孩子是全家的希望，想让他上重点大学。”但储教授还是表示，尽量保住孩子的生命。

子女的情况会使家长在其成年之后，陷入一种自责与迷茫之中，但是却无法再挽回什么了，因为事情已成定局。

他们会希望着子女在成年之后，会“体谅”当时作为父母的自己，然而却常常起不到效果，因为精神上的伤害是难以改变的。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许多个体开始埋怨甚至记恨原生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