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是一个民族吗(犹太民族和吉普赛民族)

　　引言

　　所未有的道路上行进：强制性的绝育、种族通婚的禁止、安乐死，总之是对认为在种族和道德上低人一等的群体进行迫害，它们由犹太人、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同性恋者和精神疾病患者组成。国家伟大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种族而非阶级，与这种想法相连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完美的优生方法来提高种族的血统。

　　许多德国的种族主义思想家早已发出惊人之语，警告德国的人口正在被生物学上的低等人穷人、虚弱的人、精神不正常的人、反社会的人所退化。他们繁殖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社会发展所需要依赖的少数精英。一群“种族卫生学家”对公众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施加了影响。最初，他们很少关心种族或者种族性，而是正在降低的出生率和精神病院里不断增多的病人。

　　尽管早期的种族卫生学家并非都是种族主义者，或者并不热心于一个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的同情心倾向于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右翼。正如前面所显示的，在这些种族主义卫生学家当中有著名的出版家、遗传学家和人类学家，其中包括出版家尤利乌斯·弗里德里希·莱曼，种族主义科学的鼻祖阿尔弗雷德·普罗耶茨，著名的生物学家弗里茨·伦茨、尤金·菲舍尔、赫尔曼·马克曼和奥托马尔·冯·费许尔。

　　他们的知识中心是为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优生学建立的威廉大帝学院，领导人是尤金·菲舍尔，他表明了富有激情的、具有宗教感的信仰：在种族的意义上使德国人完美是重要的。纳粹吸收了种族卫生学中的一些信条，并把这个学科转换到种族主义政治行动的领域。弗里茨·伦茨《种族和社会生物学档案》的编辑和慕尼黑大学的种族卫生学教授，在1921年发现没有一个种族能够被排列在另一个种族之上或之下，因为不存在允许这样的结论出现的科学标准，虽然伦茨能谨慎地作了如此说明，但是纳粹在运用必要的政治标准来作出如此判断时可没有什么良心不安。

　　用鲁道夫·赫斯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用的种族主义科学”。第一个种族主义法律是1933年7月14日颁布的绝育法，它紧随新的种族办公室、种族主义杂志和种族主义协会而出现，全名是《预防后裔患有遗传疾病授权法》。这项法律要求假如个人患有某种明文规定的疾病，他就可能被绝育。但是，遗传疾病的范围是广泛的，在科学上是含糊的，以至许多在其他方面是健康的人可能受到了绝育。

　　有九种类型的疾病被列在名单上：天生低能症、精神分裂中有症、躁狂抑郁症引发的精神错乱、遗传癫痫症、哈廷顿舞蹈病、天生盲眼、虚弱、严·莱重的生理变形，最后一种作为补充附加在这个基本的名单上，它就是慢性酒精仑茨、中毒。人类人们记得，直到这一法律通过之时，绝育才变得合法起来。由此可见，这一法明了律的激进性质是十分明显的。遗传健康法庭由被认为是中立的、和蔼的医学专家组成。它的建立没有掩盖新计划的激进主义，尤其是因为这些法庭是不受公共监政治督的。

　　尽管为这些健康法庭工作的医生自命在审判过程中是有客观感和尊严感学的的，但是，狂热的医生经常犯下公然的不公正行为，他们查出了许多人，其中女人族之多于男人，他们假定这些人患有“低能症”。绝育的施行只依赖于同型结合的而非作了隐性的携带者。这一规定几乎是无用的。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即企图被清良心除的疾病是按照孟德尔的单基因而非多基因的传输原则遗传的。据估计，将近四十万人在1933年新计划开始到1939年秋这一计划终结期间接受了所谓的“希特主义勒切割”，即男性切除输精管，女性结扎输卵管。

　　种族对于种族主义卫生有着巨大影响的一年是1935年。这一年通过了三部法专疾病律，经常被称为《纽伦堡法》。它们重新界定了公民权，禁止“种族污染”，并且要求育。但新人在被允许结婚前接受医学检查和听取忠告。前两部法律是希特勒为了使是健康1935年纽伦堡党的大会带有戏剧性的东西在最后一分钟作出决定的结果。希特神分裂感到过去已经制订的计划过于单薄和缺乏冲击性。上一年在种族问题，尤其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是相对平静的。

　　现在，党的忠实成员受到诸如格哈德·瓦格纳这样的种族主义专家的怂恿，争取一个新的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9月13日，内政部犹太人办公室主任伯纳德·勒泽纳得到命令乘坐一架飞机前往纽伦堡制订这项新的法律。勒泽纳一到目的地就和两位内政部的同事－汉斯·普芬特纳和威廉·斯图卡特，推敲出最初的草案，但是它遭到了拒绝。9月14日，起草人在弗里克的寓所里碰面。

　　他们挤在一个音乐室，普芬特纳在一架大钢琴上，斯图卡特则在一张沙发上工作，最终起草了几个可供选择的、强硬程度不同的草案。当这个筋疲力尽的小组大约在午夜完成工作的时候，希特勒要求起草一部对付公民权的法律。他们很快就在一张菜单的背面起草了这一法律。9月15日凌晨两点三十分，希特勒接受了一个较为温和的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它由内政部起草小组推荐，和国家公民权的草案。

　　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叫做《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它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禁止犹太人悬挂国旗，禁止犹太人雇用四十五岁以下的德国女性公民或者亲近血缘的女性，规定了违反这些规则所应得到的各种各样的从劳役到罚款同时监禁的处罚。《德国公民权法》对公民和国民加以区分，前者是德国人或者有亲近血缘的人，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后者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居住者，但是只享有保护而没有政治权利。犹太人最初对这种区分感到放心，因为它毕竟承认他们是具有一定权利的国民。

　　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单身妇女也被归于国民行列。为了使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区分合理化，威廉·斯图卡特和他的法律顾问汉斯·格劳伯克，此人后来作为阿登纳的波恩内阁的主要助手再度露面一一提供了以下官方评论：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人人平等的理论，反对个人相对于国家在根本上不受限制的自由的理论。必须无情地认识到人的不平等和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个人权利和义务上不可避免的差异来自种族、国家和民众性格上的差异。

　　但是，《德国公民权法》依然使“谁是完全的犹太人”问题不够清晰，这个问题在组伦堡大会之后，在种族主义的和法律的专家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最终导致这个法律出现了一个附录。这些法律专家将一个“完全的犹太人”确定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当中有三个犹太人的人。那些犹太人成分较少的人被贴上了混血儿的标签，并且被划分为一级混血儿（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当中有两个犹太人）和二级混血儿（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当中有一个混血儿）。

　　那些被确定为一级混血儿的人依然可能被认为是完全的犹太人，假如他们属于犹太宗教社团；或者嫁给了犹太人；或者在1935年6月15日之后与犹太人结婚生下的后代；或者与犹太人非婚生的子女。毋庸赘言，准确地确定谁是犹太人，现在还受到了宗教标准的影响，制造了官僚机构的噩梦，因为它涉及到搜集不确定记录的“家庭调查者”的成绩。然而，确定谁是混血儿具有致命的重要性，因为一旦决定消灭犹太人，它可能意味着生存或者死亡。

　　1935年10月18日，第三个主要的种族主义法律《德国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通过，它要求要结婚的新人在结婚前接受医学检查。这个立法背后的目的是，在对种族的危害发生前对其加以阻止。这个法律还禁止患有遗传疾病或者传染疾病的人结婚。假如将要结婚的人通过了必需的医学检查之后，他们就会从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收到“结婚身体合格证书”。作为广泛的公共健康体系的一部分，全德国建立了婚姻咨询中心。这些中心由医生和护士供职，他们给将要结婚的新人检查身体，发放健康证书。

　　没有这些健康证书，是得不到结婚许可证的。这些种族主义的法律体现了纳粹领导人最深层的愿望。首先，它们表达了种族主义集团妄想狂似的思想，他们纠缠于可能污染德国基因库的“劣等血统”的人。当新的罪名，如种族背叛、种族不忠－被设立的时候，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疯狂的咆哮现在转化成了法律。与犹太人睡觉或者与其他“非日耳曼血统的”携带者结婚都是种族的背叛。用人工方法阻止德国人自然繁殖也是种族的背叛。

　　结语

　　流产被限定为对德国人身体侵害的犯罪行为。德国血统的玷污者分为几个范畴，它们是种族的、社会的、医学的，而且经常是含糊不清的：吉卜赛人、“莱茵兰私生子”、“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犹太人。不同种族特性的人在德国一直是受到怀疑的。除了犹太人，没有哪个民族受到过比吉卜赛更残酷的待遇。